驿动的心-----我的大学梦

      上周，政法研究生院一名研一的男生从宿舍楼纵身而下，当场死亡，又一次感觉到身边同龄生命的陨灭。

      为什么才入学两个多月，正是大展鸿图之时却悄然结束自己的生命？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 跳楼自杀的例子在当代中国的大学校园不算少见，前几年不断有本科生自绝生命的新闻，这几年则不断向着研究生，博士生的趋势发展。我们不理解，考上研究生多不容易，那么多“考霸”把自己三五年的大好青春都放在考研上，不也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。或许这就像几年前我们总是感叹，好不容易考上个名牌大学，怎么不知道珍惜一样的道理，只不过在这个如今大学生遍地抓的时代，便渐渐不再提及。

       警方没有公布原因，当然其也不能代表事实真相，而对于事实的真相，其实我们也不必太过追究明晰。无论什么原因，一定让他纠结于心，短时间难以释怀，犹如食物哽噎于喉，无法倾吐，又难以下咽，堵得实在无路可走，只得以死来寻求解脱。食物阻塞可以喝水灌汤，实在不行到医院也能通过各种工具将其取出，然而心灵一旦阻塞，可没有那么简单。

      他本可以写写博客，或者日记，把自己的郁闷，不满，甚至愤怒，绝望统统表达在这个私密的空间里，让别人看也好，锁在抽屉里也好，至少都是一种情感的宣泄，交流与反思；他本可以打打篮球，多抢几个篮板，多盖几个大帽，甚至在篮下被人撞造两个冲撞犯规，最后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；他本可以打两盘游戏，听听音乐，读读《读者》，看看《肖申克救赎》；他本可以找两个哥们到小馆子里喝上一筐酒，然后借着酒劲完成一通京骂。。。

      其实，排解抑郁方法有很多，就算天塌下来，还有一帮兄弟帮你顶着；就算把你砸倒，还有家人在身后帮你疗伤。

      但是，这一切也只是停留在假想的说教，没有亲身经历那种绝望的处境，还是不能轻易损伤轻生者的尊严。是的，我必须承认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遇到过不去的坎儿，而恰恰被某些人所遇到；有些事并不是对所有人都算悲剧，但对某些人确实是生不如死。问题在于，既然有结束生命的勇气，为何不在绝境来临之时，产生一些寻找希望的勇气？

      不幸的是，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。因为我们从小的答卷上只有一个答案，我们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通常也只有一条路。所有的问题都是对立存在。除了黑色，其他都是白色，我们的思维从未体会五彩斑斓的魅力；除了大好人，剩下的都是大坏蛋，我们的意识里从不认为善花也会结出恶果；只有这个是对的，剩下的都是不对的，导致我们高估了自己这条路的幸福，也忽视了其他道路的风景。于是乎，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没法活了。

      在中小学时代，学习成绩是衡量一名学生好坏的最重要标准；到了大学，突然发现，成绩不好的同学也能成为校园明星，只要他篮球打得好，或者学生工作出色，甚至仅仅相貌出众，都能在这个校园留下佳话；也许到了社会上，我们会更加迷惑，曾经逃课成绩不及格的皮大王摇身一变走向成功人士，学习极其认真的班干部则有可能碌碌无为。最要命的是，我们突然失去了判断的标准，有人事业一帆风顺，家庭却风波不断，是否能算成功？有的人庸碌无为，却有健康的身体，幸福的家庭，是否能算成功？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我们认为的好人是被欺负的，无法抬头的，没人愿意去做的那些人，我们认为的坏人却有更大的力量做慈善事业，帮助更多的人。究竟是我们不太明白，还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。

      我们不太愿意去思考这些问题，因为太累，生活压力已经压榨了我们太多，休闲时间更适合泛娱乐化的消遣。可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的精神负担愈加沉重，我们不知道为何自己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大发脾气，或者莫名的情绪低落。就如同电脑里的每一次操作都会产生一点虚拟垃圾，时间一长，尽管没装多少东西，可机器运行速度却迟缓不堪。甚至需要去通过《2012》这样世界末日灾难大片的刺激，才能寻回一些生活的幽默，地球都毁灭了，还愁什么房贷啊！

      或许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所希望的，也就是这点自嘲式的幽默，至少它能让愤怒充斥大脑的人们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；或是让悲观绝望凉透心底的人们珍爱生命，远离屋顶。

  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  每天上下班回家的路上，金沙江路高架口，人流车流高流量地区，总能看到一群西北部某地区的年轻男子手插着口袋，三两成群在路口踱来踱去，伺机而动。看到这群人，来来往往的人们眼中立刻充满警惕，不是把自己口袋捂得严实，就是将肩上的背包夹得更紧。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群人要干什么，但大家纷纷心照不宣，加快自己过马路的脚步。

      然而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注意到他们。有些人戴着耳机沉浸在音乐之中，有些人吃着点心享受美味，有些人互相聊天嬉笑逗乐，有些人，虽然没有做任何事情，但是，就是独自一人的女青年或者学生。他们，成为了最理想的猎物。

      在回到家这短短几个月中，我亲眼看到的，就有五起这样的事情，遭遇的，无一例外是上面提到的单身女青年或学生。其中的两起，由于警惕性很高，有所防范，至少把东西要了回来。还有三次，此轻而易举。

       其中的两次，拥挤的人群中，我还故意大声喊了两下，想提醒那两个学生，可毕竟环境嘈杂，声音很快就被湮没，他们的东西也随之而去。那几个得手后的男青年也听到了我的叫声，朝我走来，投来貌似威胁的目光。我也狠狠瞪着他们，料想大庭广众之下，他们也不敢怎样。

       我身边的人们，沉默着，反而加快了脚步，我相信，他们也是目睹了全过程的。

       回到家里想告诉妈妈，又怕她担心，就自己决心不再招惹这样的事情。我理解出于亲情的本能，我也知道孤立无援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，在第三次看到相同的事情时，我，也成为一名沉默的大多数。

       只是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阳光下的罪恶能如此嚣张？

      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，我不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； 接着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，我不说话，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；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，我不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；之后他们追杀犹太人，我还是不说话，因为我不是犹太人；最后他们要追杀我，但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 -----马丁 尼莫拉

       总认为，人是应该有些追求的，无论何时，拥有一个些许飘渺的理想和其指导下的明确而现实的目标指引，去做一些事情。但我们似乎从不考虑为什么。诚然，想做什么，为之而努力奋斗，在这个物质日益富足的今天，已经实属不易；要再增添疑问和思索，实属多余。在一个大脑跟着屁股走的时代，我们活得很现实，为着一个又一个目标拼上自己的青春，却从不问为何要去奋斗。

 

       我们总是在复制别人的生活，尤其是那些我们眼中的成功者，一举一动恨不得都要照搬过来，生怕错过任何的细节。已经习惯了学校的荫蔽，认为通过测试得分高就是优秀典范，认为进入重点名校就能一了白了。直到进入大学，我们突然发现学习成绩不再是衡量的唯一标准，篮球场上的明星不会因为学习成绩在中下游而失去尖叫的分贝；嗓音出众的文艺分子在舞台上风采尽显时，也不会有人拿考分来衡量歌声，甚至校花校草们并不会因为缺少完美成绩而影响完美形象。我们头一次感受到了多元的价值评判，第一次发现原来很多决定优秀的因素相互之间并不冲突，然而，我们终究是学生，在我们的潜意识里，学习成绩不是唯一却仍然是衡量优秀的最重要因素，没有之一。

  

      这就是为何在大学毕业的关口，大家总把“考研，出国，就业”作为朗朗上口的三条出路反复默念。其实这三样都是考试，考研自然不用说，出国不仅需要在校良好的成绩，还有各种语言类的考试。工作呢？看看这些轰轰烈烈的笔试面试，以及所衍生出来的各种经验和技巧，更像是公司借助就业群扩张自己的影响效应，打免费的广告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们深受“学而至上”的惯性思维所影响，名牌小学，中学，大学，然后名牌企业紧跟着呼啦啦地到来，中间的衔接桥梁叫做“会考试”。

 

       但是很不幸，在二十二岁的时候，在从大学到工作岗位，从校园迈向社会的这座桥上，写着“此路不通”。

 

      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想做什么，也没有想过自己能做什么。即使通过考试来到了星光灿烂的职位上，突然发现这也只是一份工作，并非那么梦寐以求，因为想要做好，也要剥夺自己其他的诸多梦想。有人说，兴趣是兴趣，饭碗是饭碗。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，在闲暇的时间再来实现自己的爱好。可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，工作八个，睡觉六个。吃饭洗漱上厕所三个，上下班的路上两个，做家务两个。还不算上发呆跟充电的时间，剩下来留给自己的寥寥无几。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覆盖和左右了私人情绪的空间，正因为此，才会为之痛苦。

 

       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从小为之努力奋斗的相互较量消失了，每个人负责不同的领域，成绩是一个人的，没人能体会到来之不易。压力和责任也是一个人的，没人会理解其中的酸甜苦辣。貌似你变得更加独立，其实内心倍感孤独，即使身处所谓团队之中。

    

       “人生，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。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，欢乐地前推后挤、相濡以沫；一旦进入森林，草丛和荆棘挡路，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，寻找各人的方向，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，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，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。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，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。你将被家庭羁绊，被责任捆绑，被自己的野心套牢，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，你往丛林深处走去，愈走愈深，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。到了熟透的年龄，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，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。”   --龙应台在给儿子安德烈的信中如是说。

       可以说，这一切都是成长。可简单得归为“成长”，是否又是一种对生活麻木的妥协？

 

     http://bbs.canghai.org/thread-209082-1-1.html

     事情过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，在各大媒体头版新闻中出现“法大弑师者被判死缓”的醒目标题后，这件轰动全国的事件算是终告完结。然而，我们心底已经沉睡已久的记忆，仿佛又被重新唤起，有些心痛，有些悲哀。

     如果不是身为法大人，我就不会总是惦记这件事情的最终结果。如果不是身为法大人，我们的父母，亲友就会匆匆瞥过，而不会点开这个即使有些夸张的标题。如果不是身为法大人，我们的朋友就不会在同学聚会上一次又一次的求证这件事情的始终。“法大弑师者”，这个醒目的字眼，杀人者出自法大，这个培养法治天下为己任的课堂上，被很多人看作一个绝妙的讽刺。

     我的电脑里至今还保存着那周央视一套的“新闻一加一”，时常想起其中白岩松说过的话，“在经历过这样一个不平静的夜晚，我想，每一个政法大学的学生都是间接的受害者。”这也是为何到了今天，我仍然心情复杂地坐在电脑前敲打出这些文字，一个是住在我楼下的同龄人，一个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，在我无比熟悉的教室，发生的一切到今天我都很难接受。当时我们很困惑，没有一天不在寻找揣测原因，各种流言蜚语充斥在校园中，与之相伴的是各路媒体大军，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照相机的快门音，都有各种话筒不断递到你面前，想要引导你说出一些不真实，不客观，但足够吸引眼球的话语。我们很茫然，因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充斥着每一个这里的学生，那就是我们要捍卫法大的尊严，发生的事情不可避免，但我们不退却，不逃避，客观面对发生的一切。

      随着公安机关案卷的不断披露，我们一点点地接近真实：这是两段不同时间的感情，中间相差了五六年，惨案的发生更多缘于是被告在大四毕业时难以接受分手的现实，而将这种个人情感宣泄转嫁到了女方的上一段感情，那段六七年前已经泛黄的尘事。悲哀的是，无辜的教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，牵扯上的是这样一个荒唐无比的理由。我无心再去声辩大学校园里师生是否应该发生感情，只要双方真心相处，我觉得无可厚非，事实上，教授的现任妻子也曾是他同事的博士生。我感到愤怒的是，当初闹得满城风雨想从我们学生口中引导出一些流言蜚语，而后大肆宣扬的媒体们，却在案情逐渐披露后纷纷销声匿迹，把人家抹黑已达到自己利益，而后又怕抽自己嘴巴，而对事实真相视而不见。还逝者以清白，给师者以尊严，这不仅是新闻从业道德操守，更是个人的价值观所基本的要求。

     在毕业典礼那天，校长宣布着05级同学顺利毕业的时候，我想起了付成励。原本，他应该与我们一样，穿上庄严的学士服，在相机前露出灿烂的微笑。可是，此时的他正孤独地面对冷冰冰的高墙，眼里没有任何希望。也许很多人会认为他罪有应得，可我不忍心，我不忍心这样一个乐观开朗，活泼好学的同龄人的陨落。还有那墙外伤心欲绝的父母，不知该如何面对余下的人生。对于这个家庭来说，普通人的生活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是否应该更多地珍惜生活所赋予的快乐呢？

 

 　 

       江平(中国政法大校原校长、著名法学家,曾承担民法通则、公司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工作。)
 

       如果我们的法治环境缺乏新闻舆论的监督,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,仅靠宪法规定的一纸条文是不能切实保障“法治”的贯彻实施的。

　　

       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“中国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,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”。把“依法治国”写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6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的深刻总结,它是“人治”与“法治”两种治国方式和路线反复较量的结果,它是从“革命党”转向“执政党”的执政规律的认真总结；它是执政党严肃思考“长治久安”的唯一途径。

　　

       中国“人治”的土壤是很肥沃的,尤其是在党和国家难以区分的条件下,更容易产生“人治”。如果我们的法治环境缺乏新闻舆论的监督,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,仅靠宪法规定的一纸条文不能切实保障“法治”的贯彻实施。“人治”的危险来自哪里?当然来自拥有“公权力”者。他们一言九鼎,他们的讲话、批示讲得好时,是“法治”精神的体现,讲得不好时是“人治”的思潮,关键在于这些讲话,批示是否符合宪法、法律的精神。

　　

       举例来说,200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:“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:……(5)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,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。”而我们的《劳动教养试行办法》是国务院1982年颁发的。这个办法是和立法法的规定明显违背的。在立法法通过后,这个办法显然需要加以修改。可是立法法通过至今已经快十年了,还是没有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。不能不说是“人治”的思潮。

　　

       再比如,有的地方官员对民众的不同意见、批评的声音,竟然就予以逮捕并准备判刑。这也是“人治”思想的表现。

　　

       这不由让我又想到法治社会一个最根本的问题:宪法第35条规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”。宪法的人民权利要通过具体的平行法来实现。但60年来,这方面的立法还远远没有跟上民众对权利保障的实际需求,加强这方面的立法显得尤为迫切。